作為成功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國家之一，巴西在2010年成功實現了經濟V型觸底反彈，全年GDP增幅為7.5%。然而，面對全球經濟增速放緩風險，巴西央行在今年8月、10月和11月三次果斷降息各50個基點，成為新興市場經濟體中降息幅度最大的國家。這意味著巴西經濟在經歷了短暫的亮麗之後正面臨重大考驗。

　　2003年以後，盧拉政府加大了社會領域的投資，尤其通過一係列政策性扶持，許多低收入家庭的經濟狀況改善，今年7月人均月收入較2002年7月增長了49.8％；同時，失業率持續下降，從2002年4月的12.5％降至2011年7月的6.0％，這大大推動了私人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不斷上升，2010年達到了4.5%，遠遠超過固定資本形成、政府支出和凈出口的貢獻率。不過，巴西私人消費受國內通脹的影響較為明顯。一旦通脹高漲，內需便會受到較大衝擊。

　　巴西央行快速大幅降息，將推動今年CPI繼續呈現加速上揚趨勢，有可能突破6.5％。雖然降息有助于增加投資和銀行信貸，但通脹加速上揚將進一步抑制經濟主引擎私人消費的增長，巴西經濟或將陷入更為痛苦的滯脹境地。  ( 版主註：滯脹--停滯性通貨膨脹 )

　　展望2012年，巴西經濟面臨增長短周期波峰已至，增速放緩跡象明顯；通脹壓力並未減緩，調控政策陷入兩難；全球經濟二次探底風險抑制出口增長三大挑戰。

　　但從中長期看，包括IMF在內的國際金融機構以及包括三大評級機構在內的全球評級機構都對巴西未來十年的經濟增長保持信心。據9月IMF最新預測數據，巴西2011年至2015年GDP增速均保持在4.1%左右。但巴西畢竟在過去三十年內是全球陷入危機次數最多的國家之一，其經濟金融發展中的內生特徵及其所蘊含的中長期風險值得高度警惕，更值得在巴中資企業的關注。

　　巴西的二元經濟結構十分突出，過度城市化所引發的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巨大。1950年，巴西城市化率為36.2%，而2008年達86%，在58年間提升了49.8個百分點，排名世界第22位。據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預測，到2050年，巴西城市化率有望升至93.6%。但自20世紀50年代末巴西經濟起飛階段開始，其城鄉差距和國民收入差距呈逐漸擴大趨勢。1960年20％最富有者佔國民收入的比例為54％，50％最窮者佔有的比例為18％。此後，上述兩項指標在1970年分別為62％和15％；1980年為63％和14％；1990年為64％和12％。

　　整體來看，1980年至2010年，巴西經濟增長波動性相對較大。30年間，巴西實際GDP算術平均增長率為2.81%，最高速度為9.19%，最低速度為-4.4%，樣本波動半距為6.765%，表示波動程度的標準差為3.46%，遠高于同期全球、新興市場和發達經濟體1.35%、1.86%和1.61%的波動幅度。期間，巴西爆發過三次金融危機，分別是1982年的債務危機、1999年流動性危機和2002年的債務危機。一國在不到4年內連續發生兩次金融危機，這在世界范圍內是非常少見的。從2003年至2010年，巴西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年均經濟增速4.03％，表示波動程度的標準差下降至2.71%，但仍然高于全球和新興市場平均水平。

　　巴西經濟運行具有低儲蓄、低投資的特點。20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巴西經歷了惡性通脹，阻礙了國內居民儲蓄意願的提升，致使總儲蓄佔GDP比重長期處于低位，推動了政府和國內企業大肆對外舉債，最終多次引發債務危機。另外，巴西國內投資環境欠佳和經商難度一直制約著國內固定資本投資的增長，致使其在GDP中的比重較低，2010年底僅為18.4％。近年來，外資大幅流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投資率較低的現狀，但如何適度提升國內投資需求及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才是增強未來巴西經濟可持續增長能力的重要舉措。在2011至2016年，巴西將在世界杯和奧運會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大規模投資，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投資率，但2016年之後，又將可能出現投資率的波動。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巴西政府過分迷戀創造“巴西奇跡”時的進口替代工業模式，沒能及時轉向東亞大多數國家藉以騰飛的出口導向模式，為巴西工業埋下了隱患，在工業結構調整優化上明顯落後，僅在生物能源和新能源汽車方面有所建樹。對已有一定基礎的資本密集型企業以及符合巴西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沒有抓緊產業結構調整和產品升級時機。尤其2005年至今，在鐵礦石、石油以及大豆等大宗商品出口的拉動下，巴西出口盈余大幅增加，也拉動和本幣大幅升值，從而刺激國內對工業制成品的進口需求。但因為工業制成品缺乏國際競爭力，且國內經商成本較高，致使其工業面臨較大困境。（宋瑋 中國工商銀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分析師）